31年，我与《叶尔羌报》结情缘​

　　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从不是挣了多少钱、得了多少奖,而是踏踏实实在团场为职工群众多做些事,在业余时间多写些文章,给后人留点什么——这样才不算辜负“兵团人”这三个字。​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刚过而立之年,从黄淮平原的汝河之滨拖家带口来到五十三团。到连队那天,领导和职工群众像接家人似的迎上来,安排住处、发口粮、确认承包地,并对我说:“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这句话焐得人心头发烫,我知道,这就是要扎根的地方了。​

　　我和连队党支部书记宋子涛住对门,他总爱端着搪瓷缸子串门。听说我平日里爱翻书看报,隔三差五就从办公室抱来一摞报刊,油墨香混着他身上的汗味,成了那段日子最踏实的气息。1994年底的一个傍晚,他又送来新到的报刊,指着其中几张《叶尔羌报》说:“咱连队有不少好人好事,你要是有兴致,写写?”我抽出一张摊在桌子上,字里行间都是兵团人的烟火气,心里忽然亮堂起来。就是这一句话、几张报,让我与《叶尔羌报》结下了31年的情缘。​

　　试着写新闻的日子里,《叶尔羌报》成了我的“老师”。我揣着报纸在棉田边转,看职工群众怎么拾花、怎么修渠,把他们说的俏皮话、干的实在事都记在烟盒背面。夜里趴在炕桌上写稿,煤油灯把笔尖的影子投在稿纸上,棉絮般的月光从窗棂漏进来,和报纸上的铅字映在一起。三十多年到底发了多少稿,我记不清了。前总编曹文斌曾笑着说:“有些稿子,比记者写得还接地气。”这话我当是鞭策,毕竟每篇稿子的字里行间,都浸着连队的日头和泥土。​

　　1995年3月,我向连队党支部提议成立报道组,当场就被拍板同意——宋子涛挂帅审稿,我牵头采写编发。说是“组”,其实大半的活儿都落在我肩上。但看着身边职工群众的故事变成铅字,被全团人读到,就觉得浑身是劲。​

　　2007年6月,《叶尔羌报》编辑赵文红交给我个任务:写写连队这些年的变化。说实话,虽说在省级报刊也发过不少稿,这次却有些忐忑。可一想到朝夕相处的职工群众——李大叔家新盖的砖房、张大姐种的大棚蔬菜、邻居帮忙修的水渠,桩桩件件都在心里装着,底气就足了。劳动一天后,我在灯下连写五个晚上,15个小时攒出3篇8000多字的稿子:《众手托起经济腾飞》《民族团结共创和谐》,还有一篇记不清名的。后来《众手托起经济腾飞》被编辑改成《风雨兼程奔大道》,发在7月2日经济版头条,另外两篇也见了报。更没想到的是,7月24日竟在新华网看到了转载,职工群众朝我竖起了大拇指,那股子热乎劲,比地里的棉花还饱满。​

　　2011年3月25日,我因眼疾住进三师医院。手术那几天蒙着纱布,不能看报写字,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块啥。第三天纱布一拆,我就捧着《叶尔羌报》看,一次最多坚持十分钟,看完眼睛酸得直流泪,却舍不得放下。就是在病床上,我写了眼科病房的见闻《把阳光和微笑还给患者》,4月11日登在综合新闻版上,护士说我“写稿比打针还有劲”。​

　　近几年本想歇一歇,把没读完的书补回来,每天写写日记练笔。可2024年1月,身体查出了问题。5月18日,《叶尔羌报》发了我写的《胡杨赞》,字里行间都是兵团人的那股子韧劲儿。​

　　7月去乌鲁木齐复查,确诊是恶性肿瘤。家里像被浓雾罩住了,老伴儿抹泪,孩子们红着眼圈。我那时觉得,这病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想放弃治疗。可家人不依,医生也劝:“你写了那么多兵团人的故事,自己咋能先认输?”我咬咬牙,决定跟病魔较较劲。​

　　三次大手术,三次从鬼门关闯回来。病情稍稳些,我又拿起笔写日记,每天翻《叶尔羌报》的电子版,看上面的新故事,心里的雾散了不少。2025年5月28日,忽然想写篇散文,就叫《红柳赞》,红柳在戈壁里扎根的模样,不就是咱兵团人坚守岗位的样子吗?​

　　31年里,《踏平坎坷成大道》《叩开致富之门》《喜看今日新住房》《守得一方平安,换来万家笑颜》《群众满意,就是最高的奖赏》……这些稿子能登上《叶尔羌报》的头条,靠的是咱团场实实在在的变化,更得感谢编辑们熬夜改稿的辛劳。​

　　报纸上的铅字会褪色,但那些和职工群众一起拾花、一起修渠、一起在灯下写稿的日子,早像胡杨的根,深深扎进了这片土地。这大概就是我与《叶尔羌报》最深的缘——它记着兵团的岁月,也记着我作为兵团人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