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华黎，我的第二故乡

　　岁月无情,时间的长河永不停息。如今,我们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支青,都已匆匆走过了人生的一个甲子。退休了,回老家上海颐养天年,终于可以静下来对人生回忆和思考了。

　　木华黎——四十二团(现四十二团龙口镇),是个美丽、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整整40个年头,它成了我人生的第二故乡。

　　1966年6月下旬,我们这群上海支青高唱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革命歌曲,穿着军装,踏上了西去的火车。当火车的汽笛一响,缓缓启动时,车厢内外响起了一片大声告别和痛哭之声。亲人离别之景,今天还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我们是怀着一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红心来到新疆兵团。“兵团”这两个神圣的字在我们的脑海里就是部队。我们当时想着走进了部队,就是一名军人。那个时代年轻人都想当军人。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兵团有着多少个“不像”,不像部队,不像农场,不像工人,也不像农民,穿着军装,也要军训,但干的是农活,说是农民,但每月发的是工资。

　　兵团啊,在那里,曾有我的痛苦,我的欢乐,也有我的事业,我的领导、同事、战友,我的职工,我的学生。在那里,我有了爱人、两个孩子——我的一个小家庭。“兵团”这两个字深深烙印在我们内心深处,是我们上海支边青年晚年生活中一直深深留恋的故乡。

　　这是上海支青在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逃票的故事。说起逃票,大家都以为是不买车票混上车,到站再混出车站。我说的逃票是买了车票到站时躲开出站口,逃过出站检查行李超重的罚款。

　　1966年6月,我们从上海来到兵团农三师四十二团。当时团场各方面的条件都极其艰苦,尤其令我们支青恼火的是吃粗粮、缺菜少肉。苞谷、高粱在我们的印象中是酿酒和喂猪的,但在这里却是一日三餐不变的主食。再就是天天吃西葫芦、南瓜、大白菜、豆角……碗里难见油水,难以下咽,时间长了,吃得我们都受不了。于是,回上海探亲就成了大采购。大米、糖果、酱菜、年糕、香肠、挂面……大包小包,不厌其烦,花样繁多,恨不得搬个食品商店回团场。这样回疆的包裹怎么会不超重呢?我们当时的工资是每月33元8角8分。好不容易存了几年的钱,一次探亲全花在采购食品和铺在铁路上。为了逃出站不被罚款,我们都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进站亲人送,到站就靠自己了。我们在大河沿下火车不出站,沿着铁轨走很长一段路,寻找居民出口出去,这就躲过行李超重罚款了。手上提着、肩上扛着、背上背着,真是累得满身大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那种情景至今都历历在目。为了省下几十元的行李费,我们吃足了苦头。难得的是,当时的心情还乐不可支,心安理得,因为回到团场,我们毕竟有一段物质丰富的美好日子可过。

　　说到探亲,还真麻烦,单身的3年一次,还需打报告申请,农忙不批,只有到年前空闲了才分批批准。这样,支青探亲也就重任在肩了,一般来回都要捎物。回上海时带网套,回团场时带食品,一路都是重负。如今想来,感慨万分。那时从上海寄到团场的邮包,十有八九都是食品,其品类之多、重量之大,足以开个食品商店。这在新疆邮政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如今,这段人生经历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我们怀着真诚和理想来到新疆,如今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大都返回上海,我也已退休回到上海。你老了,他老了,我也老了。我们都已两鬓白发,但团场的犁沟仿佛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额头。抚今追昔,真是恍如隔世。岁月的流逝抹去了许多往事的回忆,但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团场”情结,它像是一种淡淡的、永远也抹不掉的思念,久久弥漫在心头,伴随我终生。

　　坎土曼在新疆是人人皆知的劳动工具,莫合烟是新疆的一种卷烟。人们把看过的报纸卷成略比香烟长的宽条,然后卷进碎烟叶,口水一粘即成。60年代的上海男支青,不少人吸过这种莫合烟。

　　坎土曼、莫合烟,他们陪伴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几十个春夏秋冬,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进疆后被分配到四十二团六连,因我年轻、身高、体壮,被连长殷大柱点名调到放水班,还被任命为副班长,由此开始了近10个月难忘的放水生涯。四十二团主要作物是棉花和小麦,麦子是全团职工的口粮,棉花是团场的主要经济来源。

　　放水就是挖渠、打坝、开渠、封口子……尤其是冬灌,我们常常跳入冰冷的水中。堵坝封口,是众多农业劳动中最为艰辛,也最为重要的一环。放水工作的好坏,决定了农作物的播种、出苗、成长和最后的收成。

　　放水班老班长叫叶占祥,他是青海进疆的一名老同志。他12岁便随父亲来了四十二团。他有着黑黑的脸庞、壮壮的身躯、亮亮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和满手的老茧。他像一台干活机器,除了干活,就是吸莫合烟,满口牙齿都吸得黄黄的。尤其是晚上放水,莫合烟似乎粘在了他的嘴上,一根又一根,卷着、抽着,时不时还吐出一个个烟圈,他好像很享受这种孤单而又艰辛的工作。我们黑夜里放水总会看到那一跳一闪的莫合烟火星,那定是老班长在检查我们的工作,也一定是他在帮助班里的同志封口子。

　　每当我们班有新同志调入,老班长就会拿起他那宝贝坎土曼向我们讲课。我已听他这样讲课五六次了。我们大家围在一圈,手中卷着他扔给我们的莫合烟和卷烟纸,我们边卷边吸边听。说到坎土曼,老班长黑黑的大眼睛就会发光。他说,选好坎土曼,首先要挑好片子和把子。

　　在那时,我们好多同志已知道到机耕连去要几片播种机上换下来的圆盘了。这些从苏联进口的播种机圆盘,钢材很好,很硬,也很耐磨。再就是这种带孔的圆盘中间有个10厘米左右的大孔,大孔周边还有4个小孔。比铁制坎土曼轻。把这种圆盘打成坎土曼,比铁制的大、轻、能吃土、耐用。没多久,我们都用上了这种圆盘打的坎土曼。

　　挑好了坎土曼,还要找一根好把子。桃木、梨木、桑木都可以用来做把子,最好用的还是白蜡木把子。白蜡木直、轻、滑。安装时在把子顶端放个小石子,它下落时必须要在盘子的中央,这样把子与坎土曼构成的角度最为合适,最吃土,摔出去才不会粘片子。把子刨好,还要用小玻璃慢慢刮光,用砂纸打磨,再抹些清油,用时手上才不会打泡。坎土曼要用锉刀先开口,再用磨石把正反面都磨亮,不用时上油挂好,要用时先用水把把子与铁片接头泡一会儿,用的时候才不会松口、脱把。这真是事事即学问,活到老就得学到老。

　　老班长的坎土曼闻名全连上下,在全团也是出了名的。在放水、开渠、堵口子中,在打埂、挖渠、堵坝中,什么“远程投弹”“燕子飞翔”“鸽子翻身”,什么“双手轮流使枪”“霸王开弓”……老班长简直得心应手。没有一定的功力,你绝对玩不出那么多花样。老班长的坎土曼是全连最大、最亮,也是最好用的,那是他的宝贝,他家里什么东西都借得出,唯独这件宝贝从不借出。他说过,那是他的枪,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以前这句话我不太理解,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再回忆起这些往事,才慢慢品出了这句话的含义。当一个人无限热爱自己的工作时,就能从看似最平凡的工作中投入他的一切,他的智慧,甚至他的生命。

　　我从进疆到2006年退休,整整40年,其中在学校工作七八年。我们这一批上海支青,进疆到团场,分配到两个连队,一个是九连,再一个就是我到的六连。我在连队锻炼了几个月后,两个连队抽调了12名支青到学校任教师,我是其中一员。我和余青老师带六年级毕业班。今天我还记得这个班好多学生的名字,有张建新、孙玉恩、丁春献、陈家睿、许曼霞、许曼丽、周安苏等。

　　我们师生在学校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农场的孩子非常淳朴,十分欢迎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老师,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情。40多年后,那种情谊还时常萦绕心头。

　　1966年,“文革”开始了,灾难很快波及我们学校。学校里老指导员靠边站,杨校长也成了“走资派”,教务主任朱佩珍、上海支青老师曹时行被揪斗……回想起来,让人无比心痛。

　　曹时行是和我从上海一起进疆的,也是同年一起调到学校当老师的。在上海,他家就在我家对面,是我的老大哥。老曹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被留校执教,后因病离校回家休养。他自愿报名进疆。他被揪斗的原因是发现他在日记里写道要出人头地,要出国深造,要成名。老曹在上中学时就很有名,他高中在上海师大附中,高中毕业时,以12门课中11门100分的优异成绩被这所上海市重点中学保送进复旦。

　　党中央10年后拨乱反正,这些全部平反,成为历史了。几十年过去,我退休回了上海。在一次新疆好友的聚会上听机耕连佘国乾师傅说起我校老曹和学生小刘的事,知道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文革”中,老曹一直坚持给小刘上课辅导,在之后的劳动改造中,也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辅导小刘学习。老的认认真真教,小的勤勤恳恳学,补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据说,之后大学招生时,小刘考上了大学,圆了大学梦。

　　我听了这个故事,那沉沉的心才有了那么一丝丝安慰,老曹啊,你现在在哪里?身体好吗?小刘,你成家了吗?真想见到你们,祝你们平安幸福,送去我迟到的祝福。